“大气十条”颁布之前,我国环保现状

  “大佛之泪”,天灾还是人祸
  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起步于1970年,正处于工农业大力发展的时期,当时的能源结构长期以煤为主,加以粗放的加工消费方式,煤烟型污染较为突出。1973年,我国发布第一个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其中对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烟粉尘等污染物排放的排放量(公斤/小时)做了标准规定,但并未对排放浓度进行进一步约束。
  《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的发布对中国环境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当时的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能源消费的继续增长和能源/资源状况决定了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短期内不会发生质变,而当时相对落后的燃烧设施并未配套脱硫脱硝等排气净化装置,使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酸性气体的排放量逐年阶梯性增加。此态势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酸雨在我国的大面积爆发。截止1995年底,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已达2370万吨,年均降水pH值低于5.6的地区已占全国面积的多达40%。通过政策引导控制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1987年9月,我国正式颁布《大气污染防治法》,这也是我国第一部防治大气污染的法律,重点针对工业和燃煤污染防治,配以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正式将法律手段应用到大气污染的治理工作中。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地区加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就是酸雨和二氧化硫问题在特定区域的加剧。为了更好的控制酸雨问题的发展,我国先是在1995年第一次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提出了酸雨控制区及二氧化硫控制区(以下简称“两控区”)的概念,随后又在2000年对该法进行再次修订,进一步加强对酸雨污染的控制。同时,我国也于1996年制定发布了首个环境保护五年计划—《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其中将烟尘、工业粉尘、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作为控制性指标进行控制,并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五”和“十一五”计划中进一步收紧排放总量。
  随着一系列政策、法律以及技术措施的有效实施,全国酸雨情况已得到有效遏制:1999年国控网城市二氧化硫年平均质量浓度比1990年下降了41.9%;平均浓度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城市数比例也由1990年的39.3%降低到了1999年的28.06%,直至2010年的17.3%;超过国家三级标准的城市比例也由1990年的17.2%降低到了1999年的11.94%,直至2010年的1.8%;到1999年底,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1847万吨,“两控区”的排放控制在1114万吨,酸雨区域的范围基本维持稳定。以上数据都表明我国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蔓延的趋势已得到缓解。
  “穹顶之下”,蓝天在何方
  酸雨的余波还未散去,雾霾却已悄然来袭。NASA于2006年发布的2001~2006年全球PM2.5平均浓度地图清楚的表明了我国的PM2.5浓度已多年突破80μg/m3。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先后在我国举办,会议期间的空气质量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2011年12月15日《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正式发布,首次将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纳入控制性指标。2011年末的北京空气严重污染事件及2012年初的全国多地区雾霾事件更是加剧了公众舆论对于大气污染问题的讨论。2012年3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正式发布,首次将PM2.5浓度限值纳入空气质量指标,并对多种空气污染物的浓度限值做了新的修订,这也是当时唯一由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颁布的环境质量标准,充分体现了国家对空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坚定决心。
  2012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这也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大气污染综合防治规划,这为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管理正发生的三个重大战略性转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控制目标由排放总量控制转变为环境质量改善;(2)控制对象由主要关注燃煤污染物转变为多种污染物协同控制,由以工业点源为主转变为多种污染源的综合控制;(3)管理模式由属地管理到区域联防联控管理。
  在此基础上,2013年9月,国务院正式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大气十条”是国务院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从战略高度做出的顶层设计,开启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的新纪元。

文章来源:大源小能